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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研究要“接地气”

学术研究要“接地气”

中华文明的三大根柢是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、家国共同体的传承与转型、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坚守与弘扬。民族复兴的四大核心价值是民为邦本、本固邦宁的中华政治伦理;以义制利、以道制欲的中华经济伦理;中为大本、和为达道的中华社会伦理;德施普也、天下文明的中华天下伦理。

孜孜不倦从事中国文化史、中国近现代思想史、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经年后,姜义华的学术生涯终归“大海”——探寻中华文明的根柢和核心价值。

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偶然,还是历史的必然?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,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,方才走到今天?中国凭借着这一文明根柢,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?

姜义华对这些纵横于宏大时空的问题的解答,也许并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胃口。但突入迷雾重重的民族历史,力求找出现实和未来的来路、去向,正是一个虽历经个人磨难,却时时不忘为民族分忧的中国式历史学家的学术追求和良心之所在。

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底下自然是附和或沉默。但姜义华却在小组讨论中,直言不讳地指出:是基本指导思想、上层决策出了问题,不能把责任推到下面;经济上困难,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;不同意见都被说成资产阶级,这个脱离实际。

他还说,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,小农是汪洋大海,但建国后中国太顺,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认为主观意识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,把“左”和右都乱反一气,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更大的代价。

“俗话说,画鬼容易画人难。但我们学历史的,应该要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正确认识、判断,这是一个起码的考验。”姜义华对自己身为一个史学者求真的自诩,使他年纪轻轻,就被历史抛到人生边上。

这番话,在当时这样一个环境下,由一个大四年级的学生说出来,可能在全中国都并不多见!

半个小时的发言,捅了马蜂窝,一下子变成大事件,材料层层上递。第一条就是指责他反对“中国的基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”,说他“犯了第四次‘左’倾错误”。

他自此成为“反革命小组”的头子。

1963年后,他顶着“反党小集团”、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、“教条主义”等等帽子,被勒令不停地做检讨。但万幸的是,他的实际境况没有同时代某些“反某分子”那样无以复加的悲惨——他毕业后被安置在历史系资料室,理由是“储备一些干部”。他大部分时间在校园从事体力劳动。以至于若干年后,姜义华教授可以这样向学生介绍自己:“复旦校园里好多树都是我种的。”

原因只能猜测:是不是在上层的眼里,姜只是一个愣头青,“蚍蜉撼树”不足一打,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即可?是不是上层中实际上仍有真理的暗流,从而隐藏了姜同学这样一块小小石子?是不是复旦大学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,比某些地方、单位多那么一点人文情怀,从而使他逃脱了万劫不复的结局?

扭曲的时代不提供真相。作为历史学家,他一直在求真,但对于自己的真相却无解,这真是一个中国式史学家的历史悖论。

“文革”后期,他和其他一批史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从牛棚里被放出来编一本《日本军国主义史》。结果,“四人帮”倒台后,姜竟然又多了一顶“帽子”,说他是被“四人帮”包庇的反动学术权威!

曾经沧海难为水。“开始时,我当然想不通,但回首这一段经历,却发现它为我的人生和学术生涯涂上了一层实事求是的底色。”几十年后,姜义华这样向记者定义自己当年的遭遇。

从1962年到1979年,17年里,作为一个“不可接触的人”,他在种树之余就是读书。为应付检讨,逼得他把马、恩、列、毛的经典全集细细研读。学生时,他就是公认的复旦大学读书最多的。这下,倒是再一次加强了他的理论功底。

这17年,因为一直在底层,使他与底层一直有血肉联系,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更切实的体会,也更有时间反思,使他的学术研究生涯“接地气”,一直没有脱离实际,脱离生活。

越挫折,越不能气馁。因此,他到哪里都最卖力。在生产队“改造劳动”时,生产队都给他一条最硬的扁担,上肩就是200斤。“农民对我印象非常好。”

1979年,他被平反。“居然是曾经整我的人来对我宣布平反,依然居高临下,但我一点也无所谓,一是这一生被反得太多了,麻木了;二是自己的所谓‘罪状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历史的虚妄。”

“坚持真理总要付出代价。卡斯特罗说‘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’。”